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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志愿航空队在汉口

　　在中国现代史上，其他国家以军队直接介入的方式进行援华作战的主要参与形式是空军，主要援华的国家是苏联和美国。尤其是苏联，从十月革命之后就展开了对华合作，在国内大革命时期帮助国民党建立航校，培训飞行员，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其后，苏联空军在抗战初期、解放初期和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这三个中国对空作战最被动的时期直接援助了中国，对稳定战争态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空军加入中国防空作战，构成了当时中国防空力量的主体，并且在双方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苏联在政治上的顾虑影响了援华空军整体实力的发挥。

　　苏联空军援华抗战

　　从卢沟桥事变至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这4年时间是苏联空军援华作战最集中、最直接、最重要的阶段。由于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对苏联的不友好态度，尤其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直接的军事冲突，使得两国外交关系一度中断。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日本，特别是苏联在想将日本拖在中国战场上，使其无暇进攻苏联这一目的驱使下，中苏两国又一次展开接触，并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外交关系。此后双方针对军事合作问题进行频繁磋商，到1937年8月21日，两国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订了中国从苏联购入武器的借款协定。“此时的美国奉行所谓中立主义政策，一方面对中国‘限购自运’，不能向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则据美日商约把军需工业原料卖给日本”。其他列强中，英、法纠缠于欧洲的威胁，对日本实行姑息退让政策。德国也在武汉会战后与日本合流。因此，得到苏联的鼎力支持，对于当时处于孤立抗战处境的中国，其现实与精神意义无疑是非同一般的。

　　苏联的军事援助包括贷款、武器装备、军事顾问、志愿者等各个方面。中苏签订的3笔共计2.5亿美元的贷款基本上都用来购买军火。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中国从苏联得到985架飞机、1300多门大炮、14000多挺机关枪和2050辆卡车及其他物资装备。这些贷款和军火具有利率低、偿还方式多样、价格便宜等特点，可见，苏联主要注重其政治和军事意义。

　　苏联志愿飞行人员加入中国空军直接对日作战是苏联援华抗战中最为可歌可泣的一页。1937年10月22日，首批援华志愿飞行员飞抵中国。到1941年底全部奉调回国为止，苏联援华志愿空地勤人员总数在2000人以上，占苏联所有来华人员的五分之二。许多苏联志愿者都是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刚从西班牙内战前线回国，有的甚至连回家探亲都没来得及，就又踏上了奔赴中国前线的旅程。这一时段，他们构成了中国空军的核心力量，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当时南昌和武汉是主要的空军基地，兰州是苏联援华物资主要集散地，这三地成为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也是中苏飞行员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另外南京、重庆、成都、西安甚至西陲昆仑山，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空战。苏联援华的И—15、И—16等飞机在性能上优于日本军机，飞行员又都是久经战阵的优秀分子，因此，虽然在飞机总数量和整体战局影响下日军依然占有制空权，但以苏联志愿飞行员为主导的中国空军主动出击，浴血奋战，使侵华日本空军遭到了比其陆军远为沉重的打击，并有力地配合了中国的地面战场。

　　武汉大空战是当时中国空军的杰作，主要包括三次战斗。第一次发生在1938年2月18日，中苏飞行员迎击前来轰炸武汉的38架日本飞机，战斗历时12分钟，中国空军取得了每分钟击落一架敌机的战绩，日本指挥官金子隆司大尉坠机身亡。第二次在4月29日，中国空军获悉日军打算在“天长节”（天皇生日）4月29日这一天轰炸武汉的空军基地和汉阳兵工厂，以向天皇献礼。中国空军63架战斗机（苏联飞行员驾驶45架）升空迎敌，30分钟战斗击落敌机20余架，打死飞行员50名，活捉2名。此战之后，日本空军一个月不敢来犯武汉。第三次发生在5月31日，中苏飞行员出动27架战斗机（苏方21架）击落14架敌机。其后的武汉会战（6月至10月）期间，从5月至10月，中国空军击落敌机60架，炸中敌大小军舰100余艘，内有17艘沉没，37艘被炸伤，12艘起火，有力地配合了陆军的防御作战。

　　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行员战前挂弹

　　另外，中国空军还对日军后方进行了战略轰炸，最典型的是1938年2月23日（当天为苏联红军节），中苏飞行员联合轰炸了台北松山机场，炸毁敌机12架、营房10栋、机库3座，足够3年使用的航空油料及设备化为灰烬，机场瘫痪。5月20日，两架中国空军飞机远征日本，在长崎、福冈、九州等地散发了100多万张传单，是为近代中国对外战争史上首次兵临敌国国境，在精神上打击了日本的气焰。

　　苏联空军志愿者不仅直接参加空战，而且还担负着训练中国空军人员的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夏，经苏联教练员训练的中国飞行员已有1045人，领航员81人，射手兼无线电员198人，领空技术人员8354人。

　　苏联志愿飞行员在国际主义精神的引领下，对中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自身也作出了巨大牺牲，先后有236人献出了宝贵生命，最著名的是库里申科少校，他出色完成了多项轰炸任务，并训练出大批中国飞行员，于1939年10月在战斗中牺牲，安葬于万县（今万州区）。2009年9月14日，库里申科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解放初苏联空军保卫上海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后，国民党集团被全部逐出其以往统治的核心地带，退守东南沿海岛屿和华南、西南。他们不甘心失败，倚仗其相对的空军、海军优势，利用台湾和舟山等地的军事基地，对上海等主要城市进行轰炸与封锁，试图制造困局和乱局，以寻找可乘之机。1949年6月至12月，国民党飞机对上海市区的空袭达40余次，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伤害和损失。

　　1950年初，国民党在台湾草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发电厂、码头、铁路等进行广泛轰炸。在这种情势下，震惊中外的上海“二六”大轰炸猝然爆发。当日，国民党空军从台湾、定海、岱山等地机场出动4批17架飞机，沿黄浦江飞入上海市区，以美商杨树浦上海电力公司、华商南市发电厂和闸北发电厂为主要攻击目标，进行精确轰炸，共计投弹84枚，全市电力负荷瞬间从15万千瓦下降到4000千瓦，伤亡、失踪市民、职工、解放军干部、战士共1448人（其中伤860人，亡583人，失踪5人），毁坏房屋共1180多间。

　　2月7日陈毅等视察杨树浦电厂

　　此次轰炸造成上海的电力设备损坏高达五分之四，使这一远东大都会一时陷入困境。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绝大多数街区失去电力供应，十里洋场，漆黑一片，高层建筑的电梯因停电而悬在空中，许多商店关门停业，银行倒闭，市场萧条。自来水供应困难，市民的马桶、厕所都无水冲洗。交通指挥系统部分失灵，交通秩序混乱。潜伏的特务趁机大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郊区也发现少数武装特务搞暗杀抢劫。民众人心惶惶，情绪沮丧。

　　这一突发灾难给新政府提出了严峻考验，组织反轰炸成为当时的核心工作。然而，最初新政府所能采取的仅仅是紧急抢修、限制用电、打击特务、交通管制、宣传动员甚至迁移工厂等被动措施，上海继续遭遇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如15天之后的2月21日，又有国民党飞机9架窜入上海市区，轰炸闸北水电公司，炸死炸伤民众10余人，发电设备再次受到破坏。

　　国民党飞机之所以如此嚣张，是因为当时上海的防空力量极其薄弱。虽然上海已经于1949年7月由淞沪警备司令部成立了防空处，负责筹划上海的城市防空，但他们所依靠的装备仅仅是两部旧雷达（即使这两部还因技术人员水平低而无法工作）和在浦东及市区建立的七八个目力观察哨，而没有一门高射炮，只有3个高射机枪连，配置在市区中心的高楼上，负责上海党政机关驻地的对空警戒，其余节点仅由轻、重机枪守护，而机枪的射程仅为1000多米，对高空的飞机基本没有威胁。高射机枪由于缺乏组织指挥，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陈毅市长严肃指出：“1949年5月27日，我们解放了上海，但只解放了领土，还未解放领空。”1949年11月底，军委派新组建的第十一、十四两个高射炮团拱卫上海，作用依然有限。人民空军成立未久，尚没有建立起任何作战部队。“二六”轰炸后，军委于2月8日紧急调派华北军区高射炮第十七、十八团进驻上海。四个高射炮团重点保卫发电厂、火车站、码头、油库、机场。但由于雷达探测技术的问题，高射炮部队依然无法组织有效的防空体系。

　　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使华东局和上海的领导人一筹莫展。当时毛泽东远在莫斯科，2月6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向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汇报了轰炸情况。2月7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毛泽东十分着急，紧急约见了苏联领导人，请求苏联出动空军协助上海防空，苏联方面答应了中国的请求。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17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胸有成竹地说道，“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并指示“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还强调“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

　　毛泽东借来的兵是由时任莫斯科防空军区参谋长巴季茨基所率领的防空集团。这是一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实战考验的英雄部队，也是苏联空军的精锐部队，承担首都莫斯科的对空警戒任务。它共有3500人，由5部分构成：即司令员巴季茨基中将（1968年为元帅）领导的编队指挥人员、第一○六歼击航空兵师、第五十二高射炮兵师指挥人员领导、探照灯团、独立无线电技术营。

　　巴季茨基元帅

　　2月19日，苏军指挥班子抵达上海，与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会晤，并在虹桥路设立指挥所。根据中苏双方政府的协议，巴部负责担任长江南岸到杭州湾北岸，以上海虹桥机场为中心、150公里半径（但向东不能超过海岸线）以内地区的防空任务。

　　第一○六歼击航空兵师是这个集团的主力，有3个团，其中包括多位“苏联英雄”获得者，包括时年30岁的阔日杜布。3月7日起，该师陆续集结于徐州机场，随即呈战斗队形展开。从3月20日起，该师调整了部署，开始正式用两个航空兵团直接防卫上海。其余战机暂时留在徐州机场，承担对国民党参与封锁的海军舰只的轰炸。

　　为了迎接苏联空军的到来，上海当局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尽力改善机场条件，以适应苏军喷气式飞机的起降。全市开展党、政、军、民总动员，突击修建和扩建江湾、大场、龙华、虹桥机场。陈毅号召：“以移山填海的气魄，排除困难，争取时间，像打淮海战役那样，打赢上海防空这场新的战争。”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出4个团共1万多人担任苏军进驻机场的警戒任务，分散各地的探照灯、雷达部队驻地也都派出部队警戒。

　　相对于国民党空军，苏联空军具有明显的优势，战场态势也在顷刻间扭转。从3月13日至5月11日，在不到两个月的作战中，以苏联空军为主要力量的防空部队六战六捷，取得了8∶0的辉煌战果，牢牢掌握了制空权。随后“四野”、“三野”先后解放海南和舟山，国民党失去了袭击上海的前沿基地，其加诸上海的威胁就此终结。

　　苏联空军在保卫了上海地区安全的同时，又接到一项新任务：为中国空军紧急培训飞行员。为早日实现人民空军保卫领空和解放台湾的目标，1950年6月19日，中国空军第一支作战航空兵部队——混成第四旅宣告成立，下辖两个歼击机团（十团和十一团），一个轰炸机团（十二团）和一个强击机团（十三团）。其中十团和十一团先后于7月25日和29日进驻上海。同月，经中苏两国政府商定，苏军防空集团将全部装备有偿转让给中国，并帮助培训进驻上海的两个团，改装米格—15和拉—11战机。十团驻大场和虹桥机场，接收苏军第二十九团的米格—15战机，并由该团负责训练。十一团驻江湾机场，接收苏军第三五一团的拉—11战机，并由该团负责训练。华东军区又从华东军政大学本科学员和干部中抽调1100余人到上海组建探照灯团，接收苏联探照灯装备。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到10月中旬，各作战单位初步掌握了改装机型的驾驶技术，能达到在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执行单机、双机和4机编队水平。10月17日，陈毅等上海和空军领导人代表中央军委主持了正式接收苏军巴部装备的仪式。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规定空军混成第四旅两个驱逐机团从1950年10月19日零时起，正式负责担负保卫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

　　至此，苏联空军巴季茨基中将率领的防空集团已胜利完成了在上海的空中设防和训练空军飞行员的任务，于10月下旬分批离沪回国归建。为感谢这支部队为保卫上海作出的贡献，表彰其辉煌战果，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向防空集团全体指战员颁发了特制的“上海防空纪念章”。

　　上海防空纪念章

　　苏联空军抗美援朝作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向韩国进攻，发动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并在短期内瓦解了对方的抵抗。7月至9月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陆续投入朝鲜战场，将战争扩大化，尤其是9月15日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一溃千里，被赶回北纬38°线以北，并大有去国流亡之势。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而此时担任中朝军队空中守卫的是苏联空军。这也就形成了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第一次实际军事对抗。

　　最先参战的苏联空军部队是阔日杜布上校所率领的苏联国土防卫军第三二四师。这支部队驻守在沈阳地区，下辖3个团，全部装备米格—15战机。11月1日，该部在安东—新义州地区投入战斗，击落4架美机，自己无一损失，这是朝鲜战场上第一场真正意义的空战，苏方大获全胜。11月上半月，苏联空军就击落美国飞机23架。11月底，苏空军把驻守在沈阳地区的第一五一、第三二四两个歼击机师组建为第六十四航空军，由别洛夫少将（后由洛博夫中将继任）任军长，以苏联远东军区空军司令克拉索夫斯基上将为首的苏联空军作战组负责指挥朝鲜战场的所有苏联空军部队。该军的基地也由沈阳和鞍山机场转场到中朝边境的安东机场，主要任务是保护鸭绿江上的桥梁、发电站和大坝，以及中朝边境以南75公里之内的朝鲜领土上的交通线和飞机场，以免遭敌机的袭击。

　　朝鲜战场美军主力战机F-86

　　苏联尽管出动空军参战，但谨慎的斯大林还是尽量避免与美国的公开冲突。因此，苏军规定了许多特殊的战规。为防止暴露苏联军人身份和装备真相，苏军参战人员一律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佩戴志愿军的徽章、符号，出境时有克格勃严格检查，对苏联物品进行了清除，甚至连士兵喜爱的苏联制造的手风琴也被收缴。作战飞机和地勤车辆全部改涂成志愿军和朝鲜空军标志。参战飞行员每人发了一张卡片，上面印有俄语读音的汉语和朝鲜语的飞行专用语和自己新增加的“中国姓名”，要求飞行员们在作战时必须用朝鲜语或汉语进行无线电通话。苏联担心飞行员被对方击落成为俘虏后暴露身份，造成外交被动，因此对空战下达了“四不准”禁令：不准在海面飞行，不准进入距离战线100公里以外的地区，不准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不准追击被击伤和油料即将耗尽的敌机。为避免与美军大规模空战，苏军每次出动飞机控制在30架左右，在战术上也多以截击、伏击为主。

　　朝鲜战场上的我军探照灯部队

　　这些限制对苏联空军作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如1951年4月1日“愚人节大战”中，一九六团起飞前被再次严令在空中使用朝鲜语，结果造成指挥瘫痪，被美方击落2架米格—15战机，该团团长、王牌飞行员佩里亚耶夫上校气得向师长阔日杜布怒吼，最后得到对方的支持，可以在空中“见机行事”。美国空军也看出了苏联空军受限制的窘迫，往往利用这一点，在受伤后向海上逃窜而避免了很多损失。

　　即便如此，在苏联空军所防御的北纬39°线以北范围内（从鸭绿江到清川江一线），苏联空军明显占据了优势，尤其是对B—29重型轰炸机的打击，使美国空军心痛不已。“第六十四航空军的飞行员与B—29多次交锋，每一次交锋都以美国人遭受沉重损失而告终，重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因为四个发动机的轰炸机价值昂贵，而且常常是10至12名的机组人员也同机死亡。”因此这一片空域被美国飞行员称为“米格走廊”，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不得不下令禁止白天出动B—29轰炸机进入“米格走廊”，这一状态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战争期间，苏联空军的歼击机共击落敌机1097架，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212架，有22名飞行员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根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苏联航空兵在朝鲜战场损失了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军人的总的损失为299人。

　　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训练中朝空军，尤其是中国空军。由于斯大林始终谨守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底线，因此坚决禁止苏联空军到前线配合志愿军陆军作战，使得战争前期志愿军的阵地、交通线和补给线被美军任意狂轰滥炸，损失惨重。志愿军要在前线实现空地配合以抵制美军轰炸必须要有自己强大的空军部队。然而当时空军刚刚组建，还没有任何作战经验。中央军委对“向苏联空军学习打仗”提出分两步走：第一步，以一个师的指挥班子率一个大队与苏联空军参战部队同驻一个机场，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进行空战练习；第二步，由已经过实战锻炼的部队，带领具备实战条件的部队进行锻炼。1950年12月21日，空四师一部进驻安东浪头机场，与苏联空军建立联合指挥所，并随其训练。中国空军以慎于初战和避免碰硬为原则，于1951年1月21日在大队长李汉的带领下击伤美军F—84机一架。29日，李汉大队又取得了击落击伤F—84机各一架的战绩。从此以后，中国空军有了自信心，也令苏联空军刮目相看，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友军的配合作战。经过反复轮流实战训练，从1951年9月1日起，中国空军采取“轮番进入，由少到多，以老带新，老新结合，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办法，在苏联空军帮助下，以师为单位陆续参战。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中国空军击落各国飞机330架，击伤95架，敌我战损比达到1.5∶1，对于一支新部队这无疑是很高的成绩。部队也在实战中发展壮大，到战争结束，中国空军已有10个歼击航空兵师、2个轰炸航空兵师，共784名飞行员、59733名地勤人员取得实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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